巧家县布依学会  王云奎 2013年4月

布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普遍分布于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属于贵州的土著民族之一。巧家县境内的布依族多数系清朝年间迁徙而来，主要居住在县境内的金沙江、牛栏江沿岸。本文就境内布依族源流、分布、习俗、文化等作一简要陈述。

一、巧家布依族分布及自然地理状况

（一）人口及其分布

全县布依族人口，1982年巧家县第三次人口普查3436人，占全县总人口数416433人的0.83%，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数的18.26%^[1]。

布依族人口统计表

从上表中可看出，巧家县域内布依族人口数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三座大山获得了翻身解放，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得到提高，平均寿命增加，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快。而人口锐减变化系更改民族成分、与其他民族通婚，以及工作中误把布依族统计为壮族或仲族或苗族所致。

巧家县的布依族与汉、彝、苗、回、白、壮、傣族等民族相互为邻，是一个既聚居又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蒙姑乡拖坑村，白鹤滩镇七里村、库着村、巧家营村、回龙村、棉沙村，中寨乡中寨村、拖租村、下寨村；小河镇六合村、小河村；大寨镇大寨村；茂租乡拖姑村；崇溪乡老屋村；东坪乡东坪村、新街村；红山乡牛栏村。布依族分布正如1995年巧家县乡镇布依族人口统计表所示：

1995年巧家县乡镇布依族人口统计表^[2]

巧家县的布依族人姓氏主要有：王、杨、潘、罗、吴、陈、胡等姓，其他有艾、韦、班、岑、白、伍、张、李、马、卢等姓次之。王、杨、潘三姓在今小河镇六合村、白鹤滩镇巧家营村、七里村、蒙姑乡拖坑村居住较集中，其余姓氏均散居于各乡村。

（二）居住与地理

巧家与东川区、会泽县历史上同属堂琅县地，清雍正五年（1727）置会泽县，治巧家汛，治所在龙格（今巧家营），嘉庆十六年（1811年）于鲁木得置巧家抚彝府，析会泽县一部归其辖治，隶属东川府。道光四年（1824）置巧家厅，隶东川府。民国2年（1913）废厅，置巧家县，设县公署……民国十六年（1927）改县公署为县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置巧家县隶属云南省昭通专区（昭通市），地处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西南部，跨东径102°52′—103°26′，北纬26°32′—27°25′之间，东北与鲁甸县、昭阳区隔牛栏江相望，西北隔金沙江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宁南、布托、金阳等县毗邻，东南与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接壤。境内金沙江和牛栏江环绕，仅次于三峡电站的白鹤滩巨型电站将落成于县境的金沙江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山”雄居中部，最高海拔4041米，最低海拔517米，县辖16个乡镇183个村（居）委会，国土面积3245平方公里，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57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白鹤滩镇，距省会昆明314公里，西昌（航天城）160公里，成都450公里，贵阳350公里，攀枝花市200公里，昭通市152公里。系川滇毗邻地区，出滇入川之孔道。

全县山势分高寒山区，二半山区，江边河谷区，呈现有溶侵蚀地貌，中山岩溶地貌，高山山原地貌及山岳等。就全县而言，属亚热带与温带共存的高原立体气候，夏秋受东南海洋季风控制，雨热同季，冬春受极地大陆季风控制，干凉同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几乎包罗了海南岛至黑龙江的气候类型，降水趋势是：高山雨量充沛，随海拔降低，纬度向南推进，降水量减少。地处南部金沙江河谷的蒙姑，多年平均降水仅534毫米，恰似“三季巧家，水上天堂，避寒圣地，西部三亚”。民谚形容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3] 。

（三）自然与文化

千峰耸峙，百川萦回的巧家，大自然的遗产和各族人民创造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交相辉映。在众多的风物盛景中，除新近在蒙姑乡段家清水湾惊奇发现的青铜文物“金族 锛”古老农具和新时器时代石板墓群以及堂琅山有色金属采冶遗址，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在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外。“金沙江沿岸，有乾隆年间开修的石匠房栈道遗迹，有清光绪年间的石膏地山崩，致金沙江断流三日，逆溢百里的遗址和碑记；有乾隆年间开修、金沙江水道留下的白鹤滩‘安澜吉水’摩崖石刻，县城附近的‘杨柳古渡’史学界倾向认为是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之处，还有县城东北部海拔4041米的大药山雄居滇东北群峰之上。山似一尊佛，峰巅称‘金顶’，有幸登临绝顶，极目环眺，百里风光，一览众山，尽收眼底。山之半腰相类大腹部，数百个大小龙潭，数十种珍稀动植物，在岁月的苍烟落照中演绎出许多美妙而神奇的自然景观和民间传说。大药山不仅风光迷人，更因出产名贵药材而得名，1984年4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新世纪之初又经国家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县城东郊龙潭公园，泉出玉屏山麓，清嘉庆十六年开辟，占地万余平方米，泉水明澈如镜，甘凉爽洁，园内古树虬枝，苍翠如盖，环境幽雅清嘉”^[4] 。上述遗迹、遗址和遗物，加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巧家地方的教育科技、文学、艺术以及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等，构成了丰富的堂琅文化资源。

（四）经济社会

社会在前进，经济在发展，县域布依族自清朝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移居巧家，270多年历史，巧家县志稿卷八之一记载，“氏族之夷族为当地土著其人，勤于耕织，性情温和、文化习俗与汉族同”^[5] 。文雅，对人谦逊、豪爽、热情好客，依山傍水而居，勤劳、勇敢、智慧，保持着古老的农耕稻作民族的特性，扎根巧家，奋发改造恶劣环境，敢于打破“自闭壁垒，革除“夜郎自大”的陈旧观念，善于学习，勤于寻找和吸收先进的东西，敞开胸怀接纳高新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上追求持续发展，以其博大胸怀，兼收并蓄，展开交往，各兄弟民族团结和睦，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深厚民族情谊，在创建美好家园中相依相融，保护环境，顺应自然，勤农耕善纺织，在共同为开发和建设巧家的历史进程中使自身获得全面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巧家布依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与其兄弟民族一样，通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所居地区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存空间扩大，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法律、条例得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亦随之转移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全县广大布依族和兄弟民族同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党和政府关注民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紧扣“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不仅采取了“输血”的方式，为解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困难采取了救济扶持的措施，还从长远着想，以“造血”的办法，为帮助民族同胞拓展生产门路，引导他们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础，鼓励外出务工，走自力更生之路，既帮助扶贫又扶智，治穷治愚致富，从而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通过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科技知识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教育培训，推动了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科学持续发展。

二、巧家布依族朔源

（一）迁徙与定居

1、布依族的起源

县域布依族与贵州省主要聚居区的布依族一样，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巧家地理位置，如罗祖虞教授主编的《布依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收编多依郎等专家文章载述：“金沙江流域中及下游地区，地跨滇川两省及黔西北地区，布依族约有3万人，他们是壮侗语族或壮傣语支的后裔，他们的先民被称为‘濮’、‘僰’、‘僚’等”；近代称为‘仲家苗’、‘仲彝’、‘沙彝’、‘白沙彝’、‘黑沙彝’、‘羿子’等。他们是传统的农耕稻作民族” ^[6] 。追根究源，布依族源于百越族系中骆越人的一支。“骆越”名称的由来，也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解释：因其垦食“雒田”和其活动地区多“骆田”而得名。文献记载：“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民雒民” 。雒田与“骆田”通，“骆越”之意，就是垦食雒田的越人。雒田不只交趾有，红水河流域广大地区也有。布依族称山间所形成的谷地为“洛[lozh]”。“洛”、“骆”音同，意即“骆田”就是山谷里的田，布依语称为“那洛”，有“纳洛曼”、“纳洛加”等田名，如：四川宁南就有称“那洛”，云南巧家有称“普支洛”的。古代人们把垦食骆田的越人称为“骆越”，即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区别于“闽越”、“于越”、“越”、“滇越”等等。当然也是有所谓骆人，因居骆水得名的说法。布依族称谓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秦汉时期称越（掸）、僚，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夷濮”、“夷僚”，后称：“僚”、“俚”，唐宋时期叫“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宋元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布依族地区称为番，领主称为番主，下有八个部落，均在贵州省境内的贵阳、福泉、惠水、安顺、罗甸、册亨、兴义等地区，元代在《元史地理志》书中有“栖求等处仲家蛮”的记载，是布依族称之为仲家之始，明末清初，贵州省境内的布依族除被称为“仲家”外，还被称为“夷家”、“夷族”、“水户”、“土人”、“土边”、“布越”等，而近代历史上也有称布依为“青苗”、“青仲”、“仲家”的 ^[7] 。

巧家堂琅文化课题组通过多年的调查考证，认为“巧家会泽属历史上的堂琅县地，堂琅山（洛尼山）在昭通市之巧家县，即巧家县境内以今药山为主峰，向东南绵延80余里的山脉是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的原住地和故里” ^[8] 。时至当今巧家居住人口除汉民族外，少数民族中彝族是最多的，有15934人，布依族（仲家人）居少数民族第三位。巧家布依族正如江应梁在《中国民族史（下）》中指出的：“散居在云南与贵州接界的广西府、东川府、昭通府等地的布依族，则与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 ^[9] 。这是与地方现今居住分布现状相吻合的。

部分布依族是清朝雍正年间从贵州迁徙辗转入住巧家的，居住在牛栏江左岸六合、小河等乡村的杨、王、潘、胡、罗、吴等姓，于清雍正年间因战乱，从贵州安顺府等地先到鲁甸县，于乾隆二年(1737)迁入巧家五甲一带；住在金沙江上游蒙姑、金塘、崇溪、中寨等乡村的杨、王、潘、陈、吴等姓，于雍正年间从贵州贵阳一带进入昭通、鲁甸、会泽，于乾隆年间嘉庆初年进入巧家；居住在境内沿金沙江中下游右岸的白鹤滩、大寨、茂租、东坪、红山等乡镇村的杨、王、潘、罗、艾、韦、岑、班等姓，于清雍正年间从贵州遵义、贵阳的上八府、中八府、下八府柳树弯竹子巷等地迁入昭通、鲁甸等市县，其中部分人直接迁入四川会东、宁南，大部分清代乾隆后期从昭通、鲁甸、会东迁入巧家。迁入居住在六合、蒙姑、新华、巧家营的杨、王、潘等大姓布依族，于民国初年才逐渐分散到县域其他乡镇村杂居。

布依族本属贵州土著民族，缘何于清初时期陆续迁徙昭通巧家等地呢？一是因自然灾害饥荒等所迫，投亲靠友或乞讨谋生流迁到此而安扎下来。据白鹤滩镇巧家营三家村潘氏族谱记述，潘氏原系贵州省贵阳县柳树湾竹子巷住人，在康熙年时荒醮，迁移至昭通镇，后因人口盛重，难以同食，短时栖身后辗转移居会泽县。二是因改土归流、调北填南、调东填西、移民屯田政策，奉当时统治者旨意派遣往巧家的。雍正年间有祖人潘文学当兵奉调巧家，改土归流结束后，各捕江土为业，各讨母岭，弃官耕种，落于大沟，接至三家村定居至今。前述巧家布依族主要姓氏有十余种，其以杨、王、潘三姓人口居多，以此三姓为主体的分别于清初康熙、雍正年间从贵州省遵义、贵阳等地奉派而迁昭通、鲁甸、会泽等地，再于乾隆时期至嘉庆初年又才辗转入住巧家县境，分别扎寨于“回龙”、“三家村”、“棉沙”、“莲塘”、“中寨”、“拖坑”等地方。县域白鹤滩镇莲塘村天生社潘氏家谱记载，祖籍贵州省遵义县平水岭天胜堂人，于清乾隆年间奉派由潘氏老祖公及祖婆徐氏相随，骑一大青马，迁徙今天巧家县的白鹤滩镇莲塘村野鸭社，后又搬迁在本村的“发基”居住至今，历时二百七十多年。布依族迁入巧家最早的是杨姓，昭通杨姓先进入巧家营的“回龙”，鲁甸的一部分杨姓进入小河镇的“六合”，一部分进入“中寨”，会泽的杨姓先进入蒙姑乡“拖坑”。三是明清时期风起云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失败后，逃避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迁徙的，如贵州福泉县志记载，该县布依族、苗族人民有史以来就富有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历史上曾多次进行抗暴起义斗争，仅在该地区有史记载的大反抗，从明洪武八年（1375）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就有十余次之多。如“万厉三十三年（1605）年平越冲苗聚众起义，史称‘路苗反乱’。此次路苗反抗斗争分东西两路，东路在阿伦、阿万等人的领导下，以新添、平越、清平等80余寨为活动中心，拥有数万人，‘劫商’、‘劫官员’，反抗朝庭，攻打县府，贵州巡抚郭子章借水西土兵万人，镇压了这次以布依族为主体的‘路苗’反抗斗争，首领战败牺牲，有四千余人被敌血腥屠杀” ^[10] 。其余败者便潜逃往金沙江两岸四川、云南隶属的宁南、会理、东川、巧家、鲁甸等接壤之地谋生。

2、族称与演变

县境内的布依族在1993年以前自称仲苗、仲族等，地方文献志书记载有仲家、夷族、夷人、夷僚等。民国年间修篡的《巧家县志稿》卷八氏族所例称夷族，并附汉、夷、回语言对照表，就善长特性、体、文、习俗等作了梗概描述，云大著名教授《云南省志》副总篡尤中著的《中国西南民族史》和《尤中文集〈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第一卷》中都证实巧家有“仲家人”，引据康熙《平彝县志》卷三，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道光《云南通志、人种志》，乾隆《东川府志》卷八，当地有“仲家”之记载“云南境内的布依族，元朝时期分布在临安道宣慰司辖境的广西路（今师宗、弥勒、泸西、丘北），被称为‘钟家郎’，即‘仲家郎’。明朝时期的记录缺略。至清朝时期，则广西府、曲靖府平彝县（今富源），以及昭通府、东川府都有一部分布依族散居”^[11] 。原昭通地区社科联副主席陈本明著的《朱提文化论》中也对“仲家”作过进一步的阐述。据《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员图》说昭通府：“仲人，与黔省仲家苗同一族类。曲靖、昭通与黔接壤，故所属皆有之”^[12] 。史志文论表明，明、清时期的东川府、昭通府并包括了巧家，且确有“仲家人”居住。“仲家”之称谓，见于文献记载，始于元代，盛于清代，直至解放前夕。对于交通不畅，信息极为闭塞的巧家，“仲家”称谓延续到1993年。布依族祖先开篇便述，主要聚居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属云贵高原东南部的土著居民。许多史藉记载和民族学资料综述均足以证明布依族与古越人的渊源关系。从地望角度观察，与广西中北部和贵州南部称为“骆越”的古越人非常接近。布依族历史上称谓繁多，史载族名有“越”、“夷”、“俚”、“ 竾”都是“依”的同音近音或转音，历史上把布依族称为“蛮”、“夷”、“仲家”，而把“仲”写作“狆”等，这均是一种民族歧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布依人民，1951年7月，在贵阳群贤聚会，共商族名，1953年冬，布依族族称统一，启用布依族人民共同的自称“布依”作为本民族的族称，源清本扬，将“仲家人”确定布依族。“布依”系“濮越”二字的谐音，其历史渊源久远，恢复了布依族的本来面貌，确定了布依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成为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就正如前述的昭通巧家布依族属散杂居，自称“仲家”、“仲族”、“仲苗”等，从1951年至1981年，他们都被统计为“仲族”。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按云南省统一规定，“仲家”人纳入壮族登记，书写为“壮（仲）族”，“仲家”干部群众，从人民日报1988年4月10日第八版，从“仲家人”是哪个民族的《民族团结杂志社》的回复中，获知“仲家人”。1953年，经政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布依族后，有布依族干部又在1989年12月以信函形式与云南大学尤中教授、云南省民委文教处沈其荣处长，就巧家“仲家人”应归为那个民族问题进行信函探讨，他们的观点无疑应归为布依族。故对人口普查将“仲家人”纳入壮族统计提出异议，要求归属布依族，并于1990年3月22日巧家县人民代表大会十届一次会议，杨儒德等11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出《请求“仲族”族称归为布依族》的第四十九号议案，县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批转县人民政府办理，交办后县政府责成当时的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承办，巧家县民委对其历史源流、生活习谷、居住地域等进行实地调查，取得部分历史资料。同年12月初，副县长马吉林率县民委主任陆兴洲、民委办公室干部张发祥组成的考察组，带着在巧家拖坑等地获取的录音带和服饰照片等，专程前往贵州惠水布依族自治县考察。1991年1月县民委向县政府提交了《关于“仲家”族属问题的调查报告》，县政府接着向省、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上报了专题报告。1992年4月20日县民委提出《巧家“仲家人”族称统一为布依族的报告》。县委、政府研究认为：为了准确无误确定“仲家人”的族称，不给历史造成遗留问题，有必要再行调查，并征求广大“仲家人”的意见。随即县民委又派员赴毗邻的四川省宁南县那洛布依族寨进行全面调查，取得可靠证据。同年11月、12月，县民委本着“民从主人，尊重本民族意愿和对相近似的民族集团，即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的原则，分别向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昭通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解决“仲家”族属问题的请示》和《关于巧家县境内“仲家”统一归为布依族的意见》。并申报816户4157人为布依族（其中有1200人自报为苗族和壮族）。1992年12月7日，昭通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复：从1993年1月1日起，巧家“仲家人”统一归为布依族。巧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巧政办发[1993]73号《关于“仲家人”归为布依族的通知》，凡过去因历史原因，“仲家人”报成汉族、苗族、壮族及其他民族成分的，经本人申请核实后，均可按布依族进行户口登记。布依族称谓的统一，了结了“仲家”人民期盼已久的心愿。

3、布依学会成立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各地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心地带与边远民族地区的民族发展差距呈越拉越大之势。布依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村容村貌滞后，文化资源溃乏，与汉族特别是县城周围公路干线的差距更大。如何联系本民族地区实际，充分发挥民族居住地的优势，采取措施切实加快发展，缩小与先进民族和发展较快地方差距，不仅成为党政部门决策的主要课题，也牵动着广大布依族同胞的心，一些布依族有识之士和布依族干部积极倡议行动，陆续筹划成立布依学研究会，力图通过研究，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本民族的现状及特点，从而扬长避短，力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政策和促进布依民族的发展战略。巧家布依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宣告成立。2011年春夏之际，由张嗣新、王云奎、杨德富、潘聪、王德元、张嗣斌、王鸿友、赵兴奎、杨儒德、潘勇、杨道德、杨应贤、潘文海、杨德荣、李安福、王永俊、王永坤、潘洪贵、吕仁贵、王洪波、王永旭、李玉才、王洪梅、潘正琼等倡议，发起成立布依学会。于2011年12月7日，巧家县布依学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卓达酒店召开，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张嗣新当选为会长，王云奎、潘聪、王德元、王鸿友当选为副会长。当选会长张嗣新作了题为《巧家县第一届布依学会工作意见报告》，并就有关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会议要求：会员代表同仁志仕，团结干事，锐意进取，为我们本民族作出无私奉献，不辜负组织以及本民族群众的重托，努力为布依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县布依学会2011年12月组建后，按照《学会章程》规定，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布依学会常务理事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县域民族工作现状以及布依民族关注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县情实际，积极参与地方国家机关政治事务，发挥会员作用，借“两会”召开之机，行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权。在今年3月政协巧家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提出了《关于挖掘、整理我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议》、《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选拔工作的建议》、《关于纠正规范巧家县布依族族称的建议》，以会议提建议这一正常渠道，反映民意，起到了联系群众桥梁的纽带作用，客观地折射出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中尚待引起重视的问题，这些建议对推动民族文化强省和人才工程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大会闭幕后通过提案交办，县委、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非常关注。2012年5月底，《关于纠正规范巧家县布依族族称的建议》，已由县民宗局办理答复了政协委员，并与县公安局会商联合下发了巧族宗联发[2012]2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落实“仲家人”归为布依族的通知》，其他两条建议正处于办复之中。

学会工作注重顺势而谋，紧跟形势。根据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计划3年内编辑出版十套大型文化丛书的指示精神，按照云南省民族学会布依学研究会的总体部署，从今年4月下旬起，及时组织力量，着手《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布依族卷）》，巧家布依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撰写工作。经过近两个来月的辛勤努力，此上报材料基本形成，材料呈报到省布依学会后，将巧家厚重的布依族历史文化入编充实进《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布依族卷）》内，这对过去云南布依族历史文化的缺失是重要的补充。

（二）发展与变迁

1、建制沿袭与变革

布依族和其他各民族一样，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社会历史。从最先移居巧家牛栏江沿岸的小河、六合和金沙江沿岸的七里、三家村、拖坑等村的杨、潘、王等姓布依族辗转情况看，我们可窥见到布依民族扎根于这片沃土，与其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巧家，建设家园的历史。

杨姓在清雍正年间，因战乱从贵州省安顺、贵阳一带，迁入云南昭通、会泽、鲁甸等地，于乾隆年间又从昭通、会泽、鲁甸等地进入巧家。昭通的潘、杨姓先进入巧家营的“回龙”，几年后，由于回龙森林太大，瘴气凌人，后又辗转定居大沟，接至金沙江畔“三家村”，各讨母岭，垦荒种植。今巧家营“三家村”是以布依族潘、杨、王姓三姓先居得名，布依族进住三家村时，今巧家营附近已有较多汉族居住，布依族在三家村开发绿毛竹林，杂树和箐棵，进行刀耕火种，不几年，“汉族”迁入“三家村”，人口快增，部分杨姓又向棉沙、东坪及河对门骑骡沟迁移。会泽的杨姓先进入蒙姑的“拖坑”，进入拖坑时，据说此地有一既大又长的绿阴塘，周围黑鹿山原始森林密布，野猪、熊等野兽成群，豹子成双，为防其伤害人，多在树上搭棚居栖，有时豹、熊在树下张牙舞爪地走动，白天打猎，砍伐林木进行刀耕火种，夜间与鸟同居。“迁入巧家最早的是牛栏江边小河的杨姓，在乾隆二年（1737）春从鲁甸县龙头山沙坝鹦哥嘴冯家大田，带上谷种以打猎的身份，进入六合，在后来的乡粮管所驻地附近，发现一小水塘，周围土地肥沃，便将随身携带的谷种用手抓起随意撒在塘边，半年后再到此地发觉稻谷已生长成熟，深感此地方宜居，于是全家迁居六合。次年潘、王、胡、罗、吴等五姓人又从鲁甸随杨姓迁来。布依族迁居六合的第二年开始上租给土司，先用羊皮口袋每年每户交一袋大谷，三年后发展到用半大牛皮口袋上给土司一袋。今‘六合’首先六户布依族先居得名‘六家村’，因住地生产发展较快，六家村又演变为‘卡民寨’，称为‘王卡尼’和‘杨卡三’，为拖车土司家差使，当时六合布依族杨姓有一长老是‘大’字辈的，被升为‘杨官’即杨卡三，当地群众称他为‘九品’，说‘杨官到，必须放三炮’。但这位杨姓长老后来被禄土司家发现威望高，在一次酒席中被土司家酒中下药毒死。到1946年，今杨道德之父杨明玉，被龙纯曾（龙三公子）委任为时名叫鼎新镇的镇长，杨明玉关注公益事业，任上管辖村民向他赠送有“热心公益”的横匾。他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便从鲁甸请来老师，在今‘六合’教书办学，老师在校门上写联称‘六合街子设学校’。从此，六家村和卡民寨又改称‘六合’至今” ^[13] 。杨姓自“文”字辈进入小河镇六合村繁衍到现在的“昌”字辈已是十二代，迄今已有两百七十多年历史。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改土设流”、“改土归流”、“废除帝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变革。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布依人同各兄弟民族同胞一样，由此进入了创新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了清匪反霸、土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内乱”、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

从建置沿革追溯，巧家历史上系堂琅县辖地，清康熙之时改土归流属东川路地，设流官知府，后又改称东川军民府巧家抚彝府，设抚彝府同知。民国2年（1913年）废厅设县，行政长官称县知事，直属云南省政府。民国28年（1939）实行编联保制，新编联保甲，为10区，63乡（镇）、345保、3141甲。布依族迁入地也被编入保甲治理地域，统治者利用“保甲连坐”手段统治和压迫人民，如：鼎新镇的“六家村”称系8保73甲之一。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3月巧家解放，所设区划无变更，只将18个乡镇调整为38个乡镇变更了一些乡镇名称。之后经历人民公社化运动，1961年调整，全县设9区，84个公社；1962年调设12区、1镇、174个公社，2个居民委员会；1970年改区为公社，全县12个公社，1个镇，167个大队2个居委会；1984年区乡体制改革，全县设15个区，1个镇，177个乡，4个居委会，原3601个生产队相应变更为生产合作社；1988年撤“区” ，县派出机构行政建置，设立了乡镇级政权，调整后为18个乡，1个镇，180个行政村（16个办事处，164个村公所）；2000年乡、镇体制未变只进行村级体制改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设置村委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现有179个村委会，4个城区居民委员会。经过村改，全县实行的是依法村民自治制度，巧家布依族是占总人口比例较少的民族，同时大多又是散杂居于县域乡镇，未享受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经济建设突飞猛进

境内布依族是环金沙江、牛栏江沿岸流域依山傍水而居勤耕善织的稻作民族，无论是白鹤滩镇的七里、莲塘、棉沙、巧家营，蒙姑乡的拖坑，中寨乡的下寨，茂租乡的拖姑，东坪乡的新街、老街，还是小河镇的龙塘、六合等村落，从村野环境看，除个别地方外，自然条件优越，水源充沛，多属江边河谷和坝区，夏季气候炎热，冬季温暖。特别是白鹤滩镇的七里、莲塘、库着一带系远近闻名的“米粮坝”，年产三季稻，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宜人，五谷丰登，暖冬到来，成群集队的大雁辗转飞舞，降落之地如象草原上的毛羊群，一片白色，点缀着山野，衬托出大自然的美景；还有拖坑、巧家营三家村、六合、棉沙、大寨等布依村寨，春夏时节，大地复苏，百花盛开，鸟在林中穿梭飞舞，喜悦欢歌。若身临其境，翠绿的秧苗和天然丛林，一派“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幽境，衬映出稻作民族布依山乡，人与大自然和谐并存的田园风光。

这些布依族居住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好，主要种植农作物有水稻、包谷、甘蔗、烤烟、蚕桑、花生、红薯、黄豆、四季豆、荞子、蚕豆、小麦、马铃薯、白菜、南瓜、蕃茄等等。封建帝制时期，这些生存空间较好的布依族地区，在近代转型期残存着封建领主经济，当地同样是政治上土、流并存，经济上封建地主和土司占有并列，种田交租服役，政治上受欺压，经济上随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生产发展缓慢，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自然条件较好，但也出现了较明显的贫富之分，解放初划阶级，除极少人家挤身地富阶层，绝大部分布依族同胞处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和各兄弟民族一样，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六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布依族同胞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县委、政府选派布依族干部或代表到外参观学习，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推动布依族居住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和政府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提出没有民族地区的脱困致富，就不可能解决一个地区的贫困问题，这已成为决策层的共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民族地区，各级都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夯实基础，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是在水、电、路方面的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比如总理工程——炉房水库水利枢纽工程，巧家营建设堰隧道开通，大量的三面光沟渠，饮水管网、地窖水利工程建设等竣工投入使用，极大地解决了蒙姑乡拖坑村、巧家营三家村、棉沙村等许多布依族地区生产、生活用水，改变了过去滴水贵如油的自然环境，不仅吃上了清洁卫生的干净水，而且为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后劲。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实施农电改造，不仅解决了农村照明，而且农村五小机电加工和电器设备（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等等）进入广大农村千家万户，使民族群众开始进入电器化时代。随着农业命脉水利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普及和优质良种的推广，特别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烤烟、甘蔗、蚕桑、花椒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巨增，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劳务输出，外出务工赚钱增加收入，极大地推动着布依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３、文教事业蓬勃发展

巧家布依族聚居区，解放前，仅只三家村、莲塘、新华、六合、小河、大寨开办学校，杂居村寨布依族儿童入学率只有10％。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布依族人聚居较集中的巧家营、蒙姑、大寨、六合、白鹤滩镇（原新华镇）等乡镇的十六个行政村分别建设了附设中学11所，公办中学24所，民办小学10所，儿童入学率达95%。在党和政府人才发展战略引领下，各级非常重视民族教育，在布依族居住区加强了基础设施投入，使其教育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为民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不管是蒙姑乡的拖坑，白鹤滩镇的七里、巧家营、棉沙，小河镇的六合，中寨乡的下寨等布依族较集中地方，通过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布依族同胞受教育的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以1995年县民族部门掌握的人口情况为例，年内人口布依族4066人，其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9人，中专31人，高中12人，初中376人，小学l877人。巧家蒙姑乡拖坑布依族寨子，1995年有人口289人，其中1～6岁21人，7～9岁的76人，20～49岁的124人，50岁以上68人。文化结构：7～19岁年龄组，有初中文化的11人，小学59人，文盲6人，文盲占7％；20—49岁年龄组，初中以上学历22人(中专2人)，小学76人，文盲26人，文盲占20％；50岁以上年龄组，初中2人，小学19人，文盲47人，文盲占69％。全寨有小学文化以上的189人，文盲79人，文盲占29％。各年龄段受教育数据显示，随着教育事业发展，文化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民族教育突飞猛进，培养造就了相当规模的人才队伍，布依族大中专毕业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专科生、本科生甚至学士、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具有高科技知识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清华、北大、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云大、云师大、云南民大、云财大、云艺等高等学府毕业的学生逐年增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作家等科技人才茁壮成长。如：云南地震局昆明基准地震台高级工程师潘发英；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文联《边疆文学》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专家潘灵；现任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公司董事，清远市有线网络公司董事长的杨德银；云南省劳动模范巧家县政协副主席张嗣新；巧家县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的张嗣斌；现就职于中国海关总署、获清华大学双学位的王洪江；执教于昆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海等等科技人才；是我们布依族同胞的骄傲。在地方党政机关、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上的一大批布依族儿女，积极投身于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巧家这片沃土的建设和发展发挥其聪明才智。

4、基础设施得到夯实

地域交通，解放前主要是大道、驿道、塘路、乡村小径构架。解放半个多世纪，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要致富、先修路”的极端重要性，几十年艰苦奋战，以交通为立县战略，建设了以公路为骨架，水道及其他为辅助的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了以省、市、县主干道为交通枢纽，县、乡、村以及村道户间公路的交通网络，通过“通村路面硬化”、“通县油路”和“通乡油路”等工程的实施，二横四纵一环的格局和农村道路网很快将变为现实。

巧家的交通环境已发生了较大改变，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缩短了与外界的交通运输距离，实现了外部连通省会昆明、市府昭通、周边凉山（西昌）、攀枝花、东川、曲靖等地的通道，内接以县城辐射各乡镇和行政村的交通网络。随着“通乡油路”工程的实施，公路等级的提高，通行能力将会大提升，晴通雨阻的交通状况将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布依族聚居区或是散居地，交通便捷，许多布依族同胞不仅购置了摩托车，而且有的还买了小汽车、农用车、拖拉机。仅就拖坑村，公路修通后，一、二、三社的布依族同胞很快就买了30多辆摩托车，十多台拖拉机和农用车，迅速改变了过去运输靠人背马驮的历史，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民族群众不用再为购买农用物资和生活日用品、销售农副产品烦恼了。山不再高路不再长，翻山越岭的公路，为布依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安康。

通讯工具 、程控电话、移动电话和电视网络的普及，过去信息不畅，封闭落后的布依山村，瞬息之间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传媒既便捷又快，从首都、省府至县府有什么信息电视打开就可知晓，过去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现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布依族同胞也知外界事，如手机的普及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扩大了对外的沟通联系。过去老百姓要办事情，得靠人往返送信，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力，现在有了手机，只要一打开，拨对方号码，不管你是遥远千里或是近在咫尺，都可直接通话交流，一些问题只需举手之劳就可解决。

布依族入住巧家这块沃土270多年来，既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了这片热土，又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共同构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管自身民族在其地域人数多少，始终保持其勤于农耕、文雅、温和的性情，积极维护民族平等，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内，加强各民族间的密切联系和交往，在与兄弟民族交往中搞好民族关系，在民族大家庭中努力为创建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新型关系，促进民族间同舟共济、和谐发展，虚心学习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先进技术，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达到互利共赢。广大布依族同胞深刻领会到只有搞好民族团结，增强建设小康社会的凝聚力，才能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地加快本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也只有这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主题，才能够实现。

（三）民族团结更加和睦

在实施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中，首要是认真贯彻好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务院《加大投资力度，支持云南发展，加快民族地区繁荣发展进程》的政策，结合云南实际，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新世纪新阶段，要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民族工作机构，要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以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统揽各项工作，坚持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促进共同进步，以民族平等为基石，增进民族团结；以人为本，积极调研，努力争取上级对散居民族居住区的扶持，从而推动发展，使许多涉足民生的问题得以解决。着力改善本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提升布依族劳动者素质，为本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保证；巧家布依族以推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为契机，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既展示布依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保持民族特色，风情习俗。

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和政治上完全平等方面，由于“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所遗留的一些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具体权益方面，尤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民族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民族间相互关爱，情同手足，共同性不断增多，但由于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了解不够，加上地区、城乡、民族之间人员流动加快，误会、纠纷不时出现；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但由于一些法制观念淡薄，执行政策片面偏颇等原因，伤害民族情感，损害民族团结的事情时有发生” ^[14] 。国内国际存在的民族问题，要求我们正视现实，承认现实，作决策，想问题，办事情，“既要围绕总体目标，又要顺应各族人民渴望过上更加殷实生活的新期待。以高远、开放、包容的民族情怀，以务实、勤奋、进取的精神” ^[15] 。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无论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也好，或是攻克扶贫攻坚难点也罢，谋划一个乡（镇）、一个县（区）甚至更大区域的工作，都不能把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共同发展搁置一边。要特别关注较少民族、特困民族和散杂居民族的发展，不能只强调在嘴上，应做好加大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力度这篇文章，否则，少数民族尤其是散居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三、文化习俗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布依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集中反映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境内布依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展示出的文化现象，折射出布依族人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一）语言

境内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民族……”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布依族迁入巧家以来，多数使用汉语汉文，仅只在蒙姑乡拖坑村一、二、三社，布依族聚居的布依寨保存本民族语言，此地布依族语言与四川省宁南县那洛布依族语言相通，“与宁南、会东、普格、木里、金阳等县和贵州省镇宁、盘县、惠水、水城等县区的部分布依语相似，属于布依语言第三土语区” ^[16] 。上世纪80年代初巧家营的棉沙、回龙等村有部分65岁以上的妇女、能用布依语唱苦歌、情歌、儿歌等，有少量的70一80岁老人能用布依语叫出一些农作物的名称，讲一些布依族生活用语，但自己又不会翻译成汉语。其他乡镇的布依族人都无人会布依语，生产、生活等社交活动通用汉语。

汉语、布依语对照表

在其境内多地考查没有本民族通行的文字，布依族书写碑文、家谱都是使用汉字。县辖小河镇六合村杨姓家谱，修于清乾隆二年（1737），蒙姑乡拖坑村杨姓家谱和立于清咸丰7年（1857）的蒙姑的拖坑村布依族人墓碑文字都是用汉文字书写的。而在六合村寨子社就发现布依族“古越文字”手抄符号资料，是一本记录摩经的书籍，这册“古越文字”资料是布依族象形“古越文字”价值极高的布摩祖传经书。据杨道德、潘华正两位老人讲是六合村杨家祖人名为杨有生“布摩”先生使用的经书，现当地也无人知晓，此文字资料已被云南省布依学会列为课题研究，据云南省布依学会会长昆明理工大学罗祖虞教授介绍，现在丽江市宁蒗县永宁镇泸沽湖畔的布依族人读得出来，认识文字材料的内容含义。2010年7月在云南民族大学的帮助下，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专题立项开展科研研究，现正处于项目实施阶段。

1956年国家为布依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文，由于布依族在当地属小聚居大杂居或散居状况，国家创制的布依文在地方未能推广使用。

（二）宗教信仰

布依族是一个以多神崇拜为特征的民族，除信奉巫术外，还有对自然、图腾和祖先的崇拜。县域布依族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少量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布依族居住地系牛栏江、金沙江沿岸，历史上多属信息闭塞，交通不畅的大山深处，观念陈旧，生产力低下，自然崇拜浓烈，对日月星辰和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缺乏理解，对自然力具有恐惧心理，即使看到自然界变化，也不知其所以然，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神灵。对岩石、山泉、古树都以神看待，山有山神，药有药王，土地有菩萨。巧家营三家村红岩上过去就建有观音庙一座，供有观音菩萨；红岩脚原称“山联树”那棵紫油树脚的大石头处，每年潘、杨、王三姓布依族逢年过节或是人生病遭灾之时，都要去烧香化纸，求神灵保佑；三家村王家村子过去有一株大攀枝花树，树龄有200多年历史，曾是省、地重点保护的名木古树，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这里的布依族将其视为神树，进行供祭；在三家村潘氏宗族居住寨子的塘子田坎上解放前就有土地庙一座，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拆除；在三家村仰天鹅的庙子弯，解放前还建有一座山王庙，解放后改做学校使用，后来学校迁居同时拆除。在小河镇六合村三岔田的乱石群的一个岩边有一个“仙水菩萨”，这里的布依族每年的正月间头一个属猪的日子，要带上猪、羊、鸡等祭物到此进行祭祀活动，主要是看祭拜人在菩萨面前许的什么愿，许什么愿就用什么物顶敬还愿。六合的布依族人，还把毛现文家住地的山神堡上草坪地中央的那棵核桃树奉为神树，族人以耕地多少来决定轮流坐庄，坐庄人家每年牵4只羊、1头猪，30只鸡为祭物，开展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一直办到解放时，才停火休止。在蒙姑乡拖坑村，布依族老人们过去每年8月会带上鸡和饭菜等祭物到牛项包下面去进行祭山神。在村公所下面的小山包上建有一座山神庙。自然崇拜涉足的信仰方面较多，如还有拜保爷，如小娃娃身体虚弱，常患疾病，面黄肌瘦食欲不振，需要拜保爷，请布摩给需拜保爷的小孩推算生辰八字，找与八字相符的人做保爷，另还有拜物的，拜石头、猪、牛或桥等的，有立指路碑的，孩子有病，请布摩推算是否犯丧，而立指路碑。

祖先崇拜方面，布依族普遍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灵魂脱离驱壳存于世间。“作为较早借用和使用汉文字，保存、传承本民族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以弥补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没有自成体系，普遍认同的文字缺陷” ^[17] 。为使崇拜祖先的习俗得以传承下去，“布依族便采借转换了汉族‘天地君亲师位’的神牌，借以祭奉天地君国亲祖、先师等。转借神牌变为自己的‘家神’，这种转借既是创造性的转化，又表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其最大区别是把‘君（国）’改为宗字，折射出布依族特别强调‘宗’‘亲’的意识形态，仅一字之差，反映出布依族社会重宗族轻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 ^[18] 。故其境内布依族人家，基本家家都在堂屋后墙供有神龛供天地宗亲师，某氏堂上历代宗亲，土地、灶神等神位。并在香火正中写上“江西佛祖、贵州黑神”用以表明族人起祖于江西，从贵州进入云南。值民族节日或春节、端午、丰收年，宰鸡杀猪、牛、羊敬献于神位面前叩拜祭祀。家神不仅具有家居装饰审美的作用，而且是子孙孝敬祖先虔诚与否的展现，同时更是布依族家庭内部情感认同的纽带，并还是社会政治伦理结构的基础。

（三）风俗习惯

境内布依族风俗习惯是多方面的，从服饰、饮食、宅居、丧葬、节日、禁忌等方面观察，可寻觅出许多“土著”的痕迹。从中窥见一些布依族民族文化的特征。

服饰：

布依族服饰随着民族交往的日益加强，文化生活相互影响的加深等原因，男女服饰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男装，基本与汉族同，仅只在边远较封闭的地区，仍保持少量的妇女服饰，反映出本民族的特色。

蒙姑乡拖坑村布依寨里仍收藏有上百年历史的男女式古装。如女式古装，据说己有上百年历史，此套服装造型朴实大方，上装衣正身为深蓝色，大襟镶花装饰，外托肩，圆衣领，每只袖长54公分，颈部向肩部下沿10公分左右始镶蓝、红、白碎花边，花纹围绕整个袖子，肩膀至肘弯距30公分左右到袖口镶有白、黄、红、蓝等各色花边，在接近15公分左右又镶红、蓝9公分宽的花边，衣服上设有用布条打结的衣扣。下装为蓝色百围裙，围裙上腰部为白色，下部为蓝或青色，脚边用白布镶边，穿时将白置于里面。中青年女子头戴无顶绣花帽，身穿短大襟花边上衣，老年妇女穿长大襟衣，戴手镯、耳环等装饰品，脚穿绣花尖布鞋。

此布依寨还发现收藏有古式的三件男式短上衣，做工精细，美观端庄，肩部绣有方形图和“卐”字型。肩部往下10公分左右开始绣花，花纹以红、黄、蓝的布条拼缝而成。围绕整个袖15公分左右镶边，袖口镶9公分宽大花边，整个背面全绣上蓝线映衬出的白底型“卐”花纹。前面是黄、红、蓝、白等各色布条拼缝制成的圆开领（和尚领）对襟衣，从领至肩都绣有花边，绣花线以青、红、黄线为主，衣服多用黄、黑、青、蓝、白等布料作底（过去多用麻布）。男式裤子布料以青、蓝、黑、色居多。花甲以上老年人多以青、黑布帕包头，穿对襟长短上衣，春下季节穿自制的黑、青色布鞋。

妇女头饰：

过去，中老年妇女头挽发髻，斜插长簪，用青、黑色布帕蒙包发髻。现除少数耄耋女老人外，多数己改去发髻和簪，并留长发，梳妆辫子盘于头顶，或女辫盘头戴上老年毛线帽。男青年留短发，着西装或休闲服，女青年留长发扎长辫，包帕子甚少。

生活饮食：

布依族人多数居住江边河谷地区，主食以大米、苞谷、小麦等为主，杂粮有荞子、碗豆、红薯、黄豆、蚕豆等。肉类以猪肉为主，亦食牛羊肉，过去也有嗜好狗肉习惯。蔬菜主要以白菜、青菜、南瓜、茄子、番茄、碗豆、四季豆、马铃薯、莴笋、辣椒等为主。逢年过节普通人家都要做10个以上的丰盛菜肴，欢度节日，特别是香肠、血豆腐、红烧叩肉、粉蒸肉(鲊肉)等传统菜是不能缺少的。

布依族人特别喜欢吃糯食，每逢传统佳节春节临到前一月，每家每户就要准备些糯米，以便春节食用。一是将糯谷用碾子等工具加工成糯米，拟为打糍粑使用；二是把糯米放入水桶或木盆中浸泡1至2天后，用石磨将泡米磨成米浆，沉甸后再将水去掉，晒干后为节日做汤圆备用材料；三是将糯米蒸成糯米饭阴干后，用钨沙或油炸成米泡，作为压米花时材料使用。

民俗节日：

境内布依族除过春节、清明、端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日与汉民族一样过外，具有本民族特点而且较为隆重的节日有“六月六”、“三月三”、“四月八”等节日。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同过的节日，其过法有些不同之处。每年春节是布依族非常浓烈的传统节日，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称大年，月终称小年或了年，过年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每年的冬腊月就要认真准备，宰猪、装香肠、做血豆腐、打饵快、酿米酒、压米花、种植或购买些白菜、青菜、青蒜、莴笋、辣椒等既多样又丰富的蔬菜食品等。到大年三十早晨，要蒸糯米饭，用棒在对窝或磨槽上冲打糍粑。年长的带着儿孙把庭院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以示清洁卫生好过节，待糍粑打好后，首先做两个圆型一尺左右，八个8-10公分左右大的糯米圆形糍粑，放置在香火或神龛（神柜）上，有条件的摆放两盘水果，燃蜡香焚烧纸，以示节日之前先祭祖先，迎接祖先回家一块过年。糯米“圆形”糍粑表示“团团圆圆”过节，这是布依稻作民族文化在节日习俗中的表现。晚间6-7时吃年夜饭，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菜肴之中必须有青蒜或不切断的长菜。一则示意自己是青（仲）苗，青蒜吃了清白聪明；二则吃长菜意味长吃常有。菜肴上桌一切准备齐全，当家长者开始燃蜡焚香烧纸，边烧纸边口里念道：“爷爷哽、奶奶哽、老祖哽、公公哽、婆婆哽”…..等本民族语言，意思是喊老人回来一起过年，请老人祖宗上桌就餐了。再向香火（神位）叩拜放鞭炮仪式之后，全家老少围桌用餐，也有的人家就地吃青松毛席。神龛上供献的糯米粑粑，要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拿来煮吃，称其为“祖先留给后代的糯米粑粑”。每年春节后的整个正月，是布依族人民称为“春客之月”。在整个正月里家家户户都备有节日所需的各种饮食、副食品、常规正月初一、二、三日，不干什么事情，初一初二踢毽子（玩），初三初四拜新年，亲戚朋友来来往往，走村窜户，节日过得像赶集市一样热闹非凡。

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节日，按农历计算，“三月三“是普遍布依族群众祭山神、扫墓、祭祖等举行祭祀或社交活动的日子，农历“三月三”正好是春光明媚的“清明”时节，既是传统的扫墓祭祀的好日子，又是郊游踏青的好时光，“三月三”布依人把它当做清明节一样看待，上坟挂青，戴柳植树等。过“三月三”这个节日，还有迎接新的耕种季节来临和祈求丰收的意味，不过这个节日这些年来由于族人多属散居，也仅是传说，很少人过此节日。除此之外，布依族节日还有“四月八”、“六月六”、“六月二十四”、“七月半”等等。

宅居：

布依族村寨多在金沙江和牛栏江流域沿河两岸的坝子或江边，依山傍水而居，顺山势层叠而上进行修建，一般是几户或几十户聚族而居，单家独户者极少。拖坑大槽子，巧家营三家村潘家湾子，王家、杨家村子都是全寨房屋建筑顺山脚层叠向上而建的，不在土质较好的田地里建房，对耕地珍惜，森林植被保护意识强。

过去喜居吊脚楼，吊脚楼分上下两层，前低后高，高低差距在2-3米左右，靠坡而建。吊脚楼房大小随家庭人口多少修建。一般正房一排三间或名三暗五，左右两边各一排，一排厢房，一排厕所畜厩，两边厢房多是一楼一低，低层作畜厩或厕所用，楼上堆柴火，粮食或杂物等，二楼基本与正房地面高标持平。前面为院墙含朝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巧家营的潘家、王家、杨家和拖坑的李家和杨家的房屋都还是吊脚楼，多数为土木结构，房顶多用麦草或山毛草覆盖。八十年代后，多数人家己翻修成土木结构的瓦房，少数条件好的布依族人家还建盖了砖瓦或砼平顶房。建筑风格与汉族修建的大体相似，多四室一厅，三室一厅或名三暗五，大部分厢房畜厩设计在两边，有围墙，留一道大门，形成四合院，院中栽种果树。

婚姻：

布依族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解放以前，多数男女青年婚姻凭媒妁之言，同宗同姓严禁通婚。少部分是先经当事人同意，多数人是由父母包办。注重门当户对，认为旧亲好的内亲姻缘，多姑表、姨表联姻。

事先经年轻男女双方同意的称“男女自主婚”，主要是通过赶集或放牧时对歌等表现方式或社交活动认识，相互了解互赠信物，建立感情盟誓终身，议订婚约。这时由男方请媒到女方家说合，带上两斤“献酒”、两丈“礼布”，女方父母将附近亲友请来吃“喜酒”，并将双方相爱情侣叫到长辈面前说合，男女双方表示同意后，由男方再送一条小猪到女家，称为“礼猪”，也有的请媒说合，带衣服两套，酒两瓶，糕点或月饼均为双数。女家收礼后女方同意或不同意都要约定时间由媒人向男家回话。如果同意，男方就要到女方家去献纸（敬菩萨、拜年等）。男女双方往来感情加深后，双方父母就要根据他们的生辰八字举行“押八字”仪式，男家将女方生辰八字要来，汇同男方生辰八字，交请八字先生选定日期，一旦选定，男方家要将结婚日期（联月）送女方家，以便双方家庭筹备婚礼。结婚日当天，男方家要请十多名青壮年男女，邀约一名能说会道之人充当“押礼先生”，带领接亲队伍与媒人一道携带所有婚礼，男家的礼物如猪肉火腿、方肘、酒、衣服或布料等去接新娘，女方家父母一般都要给姑娘陪嫁被子、蚊帐、床单、枕头、箱子、柜子等，家庭条件较好的还要陪嫁餐桌、书桌、瓷盆 、盆架、三门柜、床、缝纫机等物品，在男女双方正酒之日还要煮猪火腿祭献祖先，以表示后代人成家之时不忘祖先。新时期新世纪，青年男女自由择偶，父母不再包办，双方到达法定结婚年龄，一起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然后举行结婚典礼。近些年来，许多父母都有将其儿女婚事办得体面些的思想，少则几十桌，多则几百桌，但许多陈规陋习现已大有改观。

丧葬：

地方布依族实行土葬习俗。成年人病故后装入棺材，顺房梁横停于堂屋正中，棺木材质不均等。丧葬基本步骤是：逝者在落气时亲人要鸣放爆竹，并通知亲友前来帮忙。儿女及亲人要为逝者脱去旧脏衣物，并为其洗澡。男性逝者除要抹澡洗脸外，还要剃头、刮胡须，女性则要梳妆打扮。收拾整理结束后将逝者装入棺材（称入殓），装棺结束将灵柩顺房梁横停于堂屋中央，过去还要宰一头大牛祭献逝者，并将牛肉用来办席接待悼丧宾客，现在多是改宰牛为杀猪了。葬礼多为三天，从逝者落气时起后几天都属悼丧之期，第三天送葬，但也有四天、六天、甚至还有九天的。孝家儿女要为逝去父母披麻戴孝。送葬的头天晚上要请布摩（有地方称巫师、汉族称开路先生）为死者指明去路。指路仪式（开路）中是比较庄严肃穆的。除布摩要应用响器配合念诵经文外，到场悼丧的亲友和左邻右舍众相邻，为烘托气氛，打绕棺时无论是布摩或是参加追悼的众人，可以插叙“散花”，如：《一轮花甲从头转》花文开始：“夫此花者，不说此花来历，听我且散花文”。内容：“日月如梭催人老，光阴似箭去不还。/一轮花甲从头转，人老何曾转少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老来无用是真言。/头发白了墨难染，口中牙齿尽落完。/眼睛不能看书卷，耳聋失听高声言。/两脚无力难行走，诸位亲友少团圆。/四方山水难观看，独守家中屋几间。/阳寿至今无长旺，犹如红日落西山。/今晚陪亡把花散，超度亡人往西天。”结束语：“前花未尽，后花相推，若有好花，请师再散”。绕棺程序过后便是灵堂中众乡亲唱孝歌或哭丧（哭妈妈）的时间，哭丧和孝歌都是追忆生者与逝者儿女情愫诉述的形式。如孝歌《五更鼓》：“樵楼起鼓一更天，思想爹娘在生言。/教训儿孙行正道，勤耕苦读莫贪玩。/孝悌忠孝家声远，为善积德子孙贤。/此话爹娘常常谈，叫儿思想泪涟涟。/月亮围墙鼓二更，想起爹娘一平身。/忠厚为人守本份，兄宽弟忍不相争。/勤俭持家又谨慎，公平正直不欺人。/左邻右舍都尊敬，死了谁都会叹声。/樵楼更鼓打三锤，孝儿孝女坐一堆。/堂前设起亡灵位，不见爹娘好伤悲。/父不叫儿去安睡，娘不唤女进宫闱。/难得爹娘重相会，咽喉哽哽泪长挥。/樵楼更鼓四更敲，爹娘棺材静悄悄。/想要去把爹娘叫，可恨黄泉路远遥。/灵堂院内放鞭炮，儿女眼中泪长抛。/要得爹娘同欢笑，除非阴司走一朝。/樵楼咚咚打五更，思想爹娘到天明。/长眠棺内身要稳，阳台一梦杳无音。/笼内金鸡叫不醒，不言不语脚长伸。/儿女眼泪如雨滚，红日东升照阴灵。/在灵堂中一般是男士悼者唱孝歌，女士孝家哭丧多。如《孝女哭灵》“我娘得病在高堂，儿在街坊求药方。/仙丹难医我娘病，挑干井水难熬汤。/阴司阎王书信到，移入幽冥不还乡。/口中断了三分气，丢下儿女守空房。/在生之时未敬老，披麻戴孝哭一场。/阴司有人来接你，引魂童子一双双。/梦中才有团圆会，雨打莲花不闻香。/想娘在生恩未报，不由儿女思断肠。/我娘西行不要忙，为儿给你化纸张。/桥头土地来接你，过了金桥往西方。/桥上住的将军汉，金银冥币送一箱。/我娘在生行善理，脚踏莲花朵朵香。/一路行走无阻碍，路逢中元放毫粮。/童幡宝盖来接你，手提明珠来扶娘。/千千诸佛来接你，万万菩萨来搀娘。/娘走阎君面前过，阎君看见也焚香。/我娘上前忙下拜，阎王自然有主张。/十八地狱娘无罪，望乡台上看家乡。/娘吃药汤无仔细，恐怕吃了迷魂汤。/到处行走无快乐，极乐世界走一场。悼丧指路仪式热闹一夜，各项仪式进行完毕，次日移送灵柩还山安葬。葬后的当天傍晚，孝家儿女要端着一碗饭菜和一把饭勺，用一根木棒穿一只草鞋，并点燃一束火把，沿着送葬路线将火步行送到死者墓前祭献，称“送火”；第二天傍晚以同样方式送到半路，第三天傍晚按前两天方式送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将木棒和草鞋丢后进行祭献。祭献完毕，说上几句嘱告说：“你自己去了，我的草鞋己烂，木棒己丢，火把己烧尽，从此我们就不送了，你不要再回来，这里已没你要吃的饭菜了”。表明生者与逝者脱离关系。然而布依族宗亲崇拜意识强，每到节日或生死之期，都要为逝者祭献饭菜。燃蜡焚香和火化冥币钱纸，以表示不忘列祖列宗，做到人神共乐。

禁忌：

布衣族禁忌繁多。如大年初一忌扫地、撮灰（即往外倒垃圾）、倒脏水，忌吵闹，打骂孩子，忌动土挖地干农活；特别忌他人当面骂“苗”；忌他人在火塘边吐口痰，忌猫、狗、鸡等家畜从逝者身上跨越，忌老公公进儿媳妇房间；忌坐月（生小孩的“月母子”）妇女串门；在外凶死者不准抬进家园；火塘里的铁三脚架不准用脚踩踏；女人晒的裤子男人不准从下穿过等等。

四、文学艺术

布依族进入巧家县居住生活就接受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解放后，教育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艺术逐步繁荣，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方面如：文学、戏剧、器乐、文艺等文化形式渐渐丰富起来。有了布依族作家和民族民间文艺爱好者以及较高科技文化知识的人才。

（一）文学方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文学创作领域昭通作家群里暂露头角的布依族作家潘灵，作品的问世和辛勤笔耕结出的丰硕成果，既是磅礴乌蒙的骄傲，也是本民族的荣幸和自豪。潘灵在创作之路上，面向全国重点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余篇，出版有《血恋》《情逝》《翡暖翠寒》《香格里拉》《半路上的青春》等近10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风吹雪》等文学作品，特别是他著的《泥太阳》《情逝》《香格里拉》《血恋》《红风筝》等长篇小说是广大读者喜爱，可读性强的作品。其中长篇作品《翡暖翠寒》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尤其是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风吹雪》中那篇《小河淌水》散文，是极富反映多依河畔布依民族特色，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好作品，作品贴近群众，贴近读者，贴近实际生活。艰辛努力获得国家和地方授予较高殊荣，成为有影响的作家，“用赤子之心拥抱时代，拥抱生活，用自己的作品捍卫和守护着文学的品格和自尊” ^[19] 。不愧是国家优秀中青年编辑，少数民族作家，国家具有突出贡献的人才。

（二）艺术方面

戏剧：

布依族戏剧是布依族民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依族戏剧有布依戏、地戏、花灯等。布依戏称“土戏”。地戏是南方各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喜爱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是戏剧艺术的“活化石”，此戏种布依族是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流传开来的。花灯是流行于云、贵、川等地方戏剧，由民间玩耍花灯的歌舞发展而来，跟中原花鼓相近。花灯在众多的传统艺术品类中，普及面较大，流行地域较广。地方有学者观点说其有酬神娱人，既有“傩戏”酬神的功能，又有娱人娱乐的价值。在布依族之根的贵州，独山的布依族花灯是非常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的，优美的音乐曲调，有人称其为贵州的“天籁之音”。处于金沙流域的滇东北“昭通市昭阳、巧家等十一县（区）和相邻的会泽、东川等都流行有花灯这一地方文艺，其中巧家最为盛” ^[20] 。花灯这一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布依族也有许多喜好观众和演唱者。起初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说唱民间小调和歌舞曲调，经艺人的不断提炼加工，才逐渐形成载歌载舞而为布依族喜爱的，具有较浓烈的传统性。

巧家花灯自清代中叶各路客籍开始逐步由江西、湖广、广西、贵州、四川大量迁入，随之进入巧家的一些花灯艺人，在祖籍已习演唱技艺，迁徒到此扎寨之后，进一步将其弘扬展演，兼收并畜传承下来。据邱朝荣篡写的《巧家花灯的渊源及其发展的调查》记载，巧家白鹤滩镇七里村九社布依族灯班演奏员潘成光口述：“我奶奶潘吴氏讲，老祖先原住京城，后逃广西，再到贵州，编入布依族的一个分支叫“仲家”。潘家很穷，在贵州时，每年春节给人家唱花灯，得几个钱添补生活。到巧家后仍唱花灯。最早的灯班是“潘向臣、潘向云” ^[21] 。另据已故的县邮电局乡邮员王邦荣讲：“我的祖先是哥三个（即李金山、李银山、李财山），于咸丰元年（1851年）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充军到贵州遵义，数年后再到巧家营的鱼坝乡定居，先祖在江西曾拜彭太贤、肖常东为师，专学端公戏和花灯，来巧时带来上千册戏书，更有梨木刻字印刷版数十块以及大部头史书、药书。在巧家仍以跳端公和唱花灯为业。据祖传，他们只会唱“愿灯”，可连唱九天不重台” ^[22] 。这些文章记载讲述是巧家花灯渊源及其发展的佐证。

花灯按照“其社会功能不同，分为‘愿灯’和‘耍灯’两种。‘愿灯’用于主家求儿求女、除病、消灾和延年益寿等。即事先主家许下愿心，定好日子请灯班来唱上一晚花灯了愿。‘耍灯’即是为了喜庆热闹” ^[22]唱唱玩玩的。“愿灯”由神事耍戏演变而来，“耍灯”由“俗事耍戏”演变而来，民事题材突出。花灯的演出活动，尤以每年春节期间较为频繁，在广大农村都有唱新春灯、闹元宵的习俗，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时已非常少见。《布依族史》记载：“布依族也喜好舞龙和舞狮，且喜好花灯，并有其特色。”活跃在花灯演艺活动中的布依族艺人较多，不完全统计有白鹤滩镇七里村的潘友传、潘崇德、潘向云、潘向成、杨进才、潘开云，文乐有潘成光、刘正榜、潘文学等布依族人，另有许多参演者，如潘崇恕、潘福友和蒙姑的白蔡保，小河镇六合村的王明万、王学忠、吴得民、陈明凤以及巧家营村的杨选祥、杨选林、王云才、王云忠、潘宗华、杨选清以及东川区铜都镇小新街王安珍、潘选珍、吴勉珍等都是布依族中的花灯演艺人，至今也只有王云忠、潘文学等少数几个在世了。

在花灯演艺圈内，“技艺高超的是白鹤滩镇七里九社的布依族已故艺人潘友传，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是著名的灯脚。1978年，潘友传将间断了多年的花灯活动恢复，他的儿子潘崇德是个表演、文乐都在行的花灯艺人。除在父亲重建的灯班里担任伴奏外，还参与花灯表演。1984年，子承父业接替灯班的灯头之后，不仅在灯班中担任主演下饰角（即生角），而且把鼻音和颤舌音用于唱腔中，使其表演既自然大方又委婉动听，别具风味” ^[24] 。

花灯剧目大多系民间传说故事，有的是表现劳动人民勤劳朴实，有的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有的鞭鞑嫌贫爱富和惩恶扬善的题材。大体分为：戏剧曲调、歌舞曲调、小唱曲调三类。戏剧性折子戏有《出土地》、《仙桥闯拜》、《双上寺》、《假报喜》等。歌舞节目有《采台》、《开财门》等等。文乐二胡两把，大锣、小马锣、大钹组成，也有的灯班有鼓和月琴等。

山歌：

内涵深厚的布依族民间山歌，是在山坡田野里唱的歌，是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它能使人舒缓情绪，排忧解烦。通过传唱活跃气氛，歌者快乐，听者也愉悦，所以许多布依族同胞都“喜欧歌”，内容也极其丰富，是现实生活的思想真实反映，这种蕴藏于地方布依族民间文艺形式，集中表达了各个时期本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歌颂传扬真、善、美，批判揭露假、丑、恶，传递着布依族群众的道德取向和风情人物。主要功能，沟通思想，交朋搭友，传递爱情。布依人以山歌为传媒，用这样的交往方式了解人，来衡量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学识深浅、修养程度及价值观念等，视山歌作为沟通手段，联系人与人的思想情感，这一方式要比一般的沟通语言更丰富多彩。类型大致可分：生产生活中传唱的山歌，男女青年抒发感情和倾吐爱慕心意的山歌，控诉旧社会被土司头人、封建地主压迫剥削的苦歌，还有在欢宴中互相敬酒对唱的歌等。山歌多系“散花式”的即兴短歌。由于布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很多山歌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能够唱到喜时热泪滚，唱到悲时苦泪流。

生产生活中传唱的山歌，主要抒发布依人对生产生活的热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如《插秧比赛》山歌：“豌豆开花角对角，哥妹插秧在对河。弯下腰杆来比赛，脸上笑起酒窝窝” 。还有一首《栽秧帮忙》的山歌：“大田栽秧行对行，大姐二姐来帮忙。大姐栽的人字路，二姐栽的退步行” 。一首反映生产劳动竞赛的活跃场景，一首反映生产劳动互助风格。还有一首反映浓郁布依族生活气息，向往文明社会生活的山歌，如“吃烟要吃柳叶烟，掐掉两头吃中间。好烟越吃越有味，好话越听越新鲜” 。教人勤劳致富的山歌，如：“天不下雨路不滑，人不勤劳不会发。深知黄金埋地里，还要勤刨才得它” 。

男女对唱抒发感情，表达爱慕，吐露心声，展示其自身的情歌。如以下这首试探式的情歌。男唱：“高山木叶堆摞堆，摘张木叶轻轻吹。投石下水试深浅，唱首山歌盼回声” 。这时女听后便唱：“高山木叶张对张，哥吹木叶妹心慌。要知深浅就下水，想听回声要吹响” 。男唱：“山歌一首有回声，轻敲铜鼓有回音。今日河边连情妹，石板搭桥万年春” 。女又接着唱：“泉水流出哗哗响，妹想连个真心郎。莫学高山荞子土，撒了一年又丢慌” 。接下这首是建立一定感情后倾吐相思心意的情歌，迤博村马家桥社80岁高龄的布依族老人潘宗莲等山歌爱好者传唱的。男唱：“大河涨水秧田黄，郎想妹来妹想郎。三日不见小妹面，心中焦愁脸皮黄。”女唱：“太阳落坡坡背阴，处处鸟雀都归林。鸟雀归林成双对，小妹归家一个人” 。男唱：“昨日等妹等不着，一直等到太阳落。吃饭好比吞沙子，喝汤好比喝毒药” 。接下一首是巧家拖坑布依族唱的《送郎歌》，歌词是：“送郎送到橄榄坡，橄榄坡上橄榄多。扯把橄榄来解渴，橄榄回甜妹想哥” 。下一首是失恋悲叹的情歌，如：“好个明月在天心，情妹姑娘在远村。望着月亮难当饼，哥与情妹难成亲” 。也还有表示对爱情忠贞不喻的情歌，如男唱：“哥家门前一皮坡，坡脚有条响水河。爬坡过河太难过，望妹另寻安乐窝” 。女唱：“爬坡过河算什么？小妹不怕受艰磨。只要和哥一屋过。再累再苦也心乐” 。布依族情歌很多，除以上几类外，还有强烈反叛色彩的抗婚的情歌等。

苦歌是过去布依族山寨普遍流行的歌谣，布依族在土司头人和封建地主的长期统治下，民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之中，民族同胞只好用歌声唱出自己的命运，实质上这是对暗无天日的黑暗社会的控诉。如一个长年帮工这样唱道：“想起想起哭一场呀，活路有做饭无尝。三天没得半碗米哟，性命吊想我爹娘” 。帮人下苦，头人欺诈，活计有给你干，但不给饭吃，三天了连半碗米都不给，生活无着落，要想上吊但一想又还有爹娘，多么凄凉的惨境。这一首也是反映贫苦穷人生活困境的歌谣，歌词这样唱道：“望见望见快过年，苦了一年不算钱。家中老幼等米煮。抓天无路真是苦” 。苦歌中还有贫困娶不起亲的哀叹，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反映布依族劳动妇女不幸遭遇，失去亲情的悲歌等。

器乐：

地方布依族群众民间文化活动中使用的乐器有铜鼓、铜锣、大锣、小马锣、大钹、胡琴等，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民族特点的器乐。

锣鼓泛指一种打击乐器。在布依族居住集中的贵州，铜锣“铜鼓的使用确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现象，晋代开始就有‘俚僚铸铜为鼓’的文字记载，并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可见布依族是铸造和使用铜鼓的古老民族之一，而且以铜鼓作为权力的象征” ^[25] 。据说原巧家营区的布依族，杨、王、潘、艾、罗等五姓迁入巧家时，还带来了一套锣和鼓。铜鼓代表杨、王、潘、艾、等四姓，铜锣代表罗姓。据许多目击者回忆，铜鼓面中间是太阳纹芒，直径约5-60公分，周围有龙凤等飞禽走兽晕饰于鼓面的纹饰圈中。还有五谷成熟的图样。上下有红、黄色花朵围边。铜身焊接有偏铜条耳朵，起拴系挂作用。铜锣正中也有大龙、雄鹰和凤凰等直立于山峰，人马枪炮围边。铜锣、铜鼓制作精致，极富本民族特征。每逢节日或婚丧以及祭祀活动等，都要敲锣击鼓，闲时平放铜鼓盖上锣。铜锣、铜鼓反映出布依族人民很早就掌握冶炼铸造技术，同时也折射出布依民族先民在部落联盟时代英勇善战的遗痕。当然，民族乐器中胡琴、马锣等主要是用于花灯演艺活动之中，同样也具一定的民族特色。

五、布依人物

布依族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是具有革命传统的人民。在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革命先烈、本民族的干部和各类建设人才。革命先辈们为祖国的解放做出了无私奉献，社会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工程师、经济师、教授、作家等专门人才，大批工作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布依族干部职工，他们在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一）革命英烈

潘发开

潘发开 （1924-2000），男，布依族，随部队转战南北，屡立战功的离休干部。1924年农历7月初7日，潘发开降生在县辖白鹤滩镇巧家营村三家村潘家湾子那四面环山的布依族寨子里，地方山高坡陡，解放前是一个滴水贵如油的地方，除似如盆底的农田地出少量包谷、稻谷外，山地多以花生、红苕、黄豆等农作物为主，外界形容好个“三家村红苕下花生。”道出这里，普遍人家清贫如洗，生活穷困，多靠帮人下苦，挑肩磨担，维持生计的困境。

他在9个弟兄姊妹间，排行老二，1942年正好18岁的他，不料被国民党抓兵到国军60军曾泽生部下当兵，也正是六十军台儿庄战役后回昆扩充实力，准备抵御日寇进攻滇黔内地野心。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潘发开随部奉命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4月，所在的60军从越南乘美国军舰经海路日夜兼程到达东北。滇军到东北后，国民党害怕滇军造反，将其化整为零分割开住防，从而引起滇军军心混乱，情绪低落，许多士兵期盼反蒋起义，以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5月30日在时任184师师长的云南籍军人潘朔端师长率领下在海城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队伍” ^[26] 。参加革命后，于1947年初部队编入东北野战军6纵队（43军）17师49团1营1连，起义后潘发开在该部1营1连任机枪班长。他作战勇敢，1948年战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四平战役和著名的辽沈战役，攻打天津，解放广西、广东，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因负伤致残，1952年11月转业到地方中央军工企业哈尔滨蓄电池厂，从事保卫和安全工作，1980年3月在哈尔滨市蓄电池厂离休。2000年11月28日病逝于哈尔滨市。

他在战争年代身经百战，三次负伤致残，他为正义而战，为人民英勇杀敌，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民政部授予革命伤残军人。曾立大功二次，三等功二次和各种嘉奖。他是1959年原国军60军军长，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曾泽生中将，陪同毛泽东主席来哈尔滨市视察时，看望和慰问过的云南省转业的官兵其中之一。他虽系有功之臣，却并不居功自傲，相反在国家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积极倡议伤残荣誉军人降低等级享受国家补助标准，他自己坚持长达二十七年不要国家的伤残补助，充分体现出他心系国家、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杨选鸿

杨选鸿 （1906-1949），一位作战勇敢的布依族人民的好儿子。1906年10月曾经名叫杨选法的他，出生在巧家县白鹤滩镇巧家营村三家村上村的一个贫困杨氏布依族家庭。在而立之年，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五尺男儿，本想安身立命与妻王氏一起，光宗耀祖，孝敬爹娘，抚育儿女，继承祖业，勤耕养殖，使其家庭生活更趋富足。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怎能按自己的想象去如愿以偿呢？

1937年仲秋时节，正当而立之年的杨选鸿恰好遇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出席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回昆后，决定扩充滇军实力，出兵抗战，在当时国民党抓兵派款的恶霸行径下，保甲民团爪牙抓壮丁阵势吓人，身为穷得叮当响的外来民族，根本没办法抗争，只得听天由命，服服帖帖让人抓走。到了昆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60军”，成为卢汉部队4万余人滇军中的一小卒。同年10月在昆明巫家坝誓师之后，北上抗日，随部远征，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19日，到达预定位置，台儿庄战区，激战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战事严峻，战斗激烈。血战台儿庄战役间隙，他写信告诫家里：“不要抱任何指望，战斗撕杀惨不忍睹，伤亡惨重”。信里说“尸体堆成山，血水流成河”。这信果然成了永远离别故土的诀别。妻子在家领着5个儿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日子，在那生计都难以维持的时光里，多么希望他能回到家里，撑起那根顶梁柱，然而，望穿秋水，久盼日思，等到的是后来政府民政部门送来的烈属抚恤证。

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激荡着抗战的喜悦，自以为可以丢盔弃甲，回家看望老人和妻室儿女了，却不料在1945年9月又奉命随部赴越南海防接受日本投降，两个多月后的1946年4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又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争的漩涡，被奉命调往东北前线，乘美国军舰经海路直抵辽西军港葫芦岛。1948年10月投入革命阵营参加革命，随军南下，进军四川。据云南省民政厅编的《云南省革命英烈录》和昭通市党史征研室编的《中国共产党昭通革命英烈大典名录》记载：“于1949年2月壮烈牺牲于园辅战场，牺牲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一八四团二营战士” ^[27] 。年仅四十三岁。

潘庭义

潘庭义（1918-1950），巧家县大寨镇安居村三台社人，1918年2月出生在中寨乡中寨村一个布依族家庭里，1939年时值20出头的潘庭义，排行老大，本应在家安身农耕，协助父母料理家务，待扶弟妹。只因国民党抓兵，不得不外出躲兵，帮人下苦，背井离乡，逃到大寨安基三台何家当帮工，又因何家丈夫死去，借机在此地招亲入赘。“1949年8月他参加革命后，任安居老街民兵队副队长” ^[28] 。1950年11月，巧家剿匪斗争梗堡会剿即将展开时，大寨安居老街民兵队接到上级指示，要求配合解放军追剿抓捕安永崇等土匪，民兵们接到命令，情绪高涨，灭匪心切，迅速组织战斗小组，潘庭义副队长带领黄德华、杨德富等民兵向指定位置出击，他冲在最前面，在接近土匪时，被躲藏在燕麦垛子里的土匪发现后，一个名叫小水扑的土匪向他开枪，打断了他的腿，其余两人被吓跑，土匪疯狂地跑来向他砍了数刀后拖枪逃窜，解放军闻迅赶到，组织人员抬送巧家县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抬到将军树丫口时牺牲。牺牲后尸体抬回安居，葬于三台。

（二）时代风范

潘发英

潘发英 云南巧家县小河镇六合村人，女， 布依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1947年9月出生，1969年7月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1969年8月参加工作，2002年退休。曾任云南省地震局昆明基准地震台副台长、党支部书记。

参加工作在云南省地矿局罗茨十三地质队化验室从事岩层鉴定分析，巧家县新华二小（现为巧二中）任初中班数理教学和团支部书记，曾参与巧家县引荞水利工程地质图绘制工作。1975年调入云南省地震局巧家地震台工作，开始从事地震监测和预报。多次成功预报地震，并作准确的震后趋势判断，为地震预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在台站多次被国家级、省级授予先进单位，个人获得多次荣誉称号，其中1985年获得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银质奖章。曾发表多篇论文，如《禄劝6.3级地震前巧家地震波速比异常》、《巧家地震活动研究》、《武定地震追踪研究》、《云南强震活动特征》、《云南强震与蠕变》等，《单台震后趋势判断研究》一文被选为1989年全国第一届南北地震带地震预报经验交流会交流材料。著有3万余字《巧家地震概况》一书，详述了巧家地区历史以来的地震活动特点及震害特征，为巧家县糖厂、水泥厂、长海水库、茂租铅锌矿、巧家营幸福大堰、石灰窑沟泥石流治理工程等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数据，被编入《巧家县志》及《巧家县文史资料》，获1993年度云南省科学进步四等奖。编著《单台地震记录震相分析图集》，约2万多字，300多幅图，主要阐述各种类型的地震、不同地区的地震的震波特点，是一部难得的内部资料。

潘 灵

潘灵 云南巧家县小河镇六合村人，男，布依族，中共党员，出生于1966年7月。

1988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共昭通地委宣传部工作，1991年元月调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文艺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等职，2005年，调云南出版集团总公司，任印刷出版部副主任（副处级），2006年3月，被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下派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挂职副部长，2008年4月回出版集团，同年10月，被组织调入云南省文联，历任《边疆文学》执行部编辑，总编辑至今。

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在全国重点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余篇，出版有长篇小说《血恋》《情逝》《红风筝》《香格里拉》《翡暖翠寒》《泥太阳》《市信访局长》《半路上的青春》等8部，结集出版中篇小说集《风吹雪》。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云南省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曾荣获全国中青年优秀编辑奖，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奖。2005年，被破格评聘为编审（正高职称）。

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共云南省委联系专家。现任云南省布依学会副会长。

张嗣新

张嗣新 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人，男，布依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59年1月生，1977年7月参加工作，原系昭通市政协委员，现任政协巧家县委员会副主席，2011年12月当选巧家县布依学会会长。他是第一位就地任职的布依族副县级干部，参加工作35年来，下乡当过知青，从事过乡镇计生专干，茂租铅锌矿扩建指挥部副指挥长，担任过副区长，茂租铅锌矿矿长，矿党总支书记，乡镇企业局局长，锌业公司总经理等职。从政经历中，为振兴巧家经济，殚精竭虑，率领群众开矿山、办企业、闯市场，在构建地方工业经济中创造了极为突出的政绩，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推动企业发展进程中，没有忘记为社会奉献之责，当企业综合经济效益壮大时，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看成是办企业、回报社会的经营理念，修公路，架桥梁全力支持，以春风融融暖乡关的情怀，做到富矿不忘富乡富民。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群众办实事的善举，深受少数民族群众的赞誉，得到了各级的充分肯定，获得了云南省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和国家农业部颁授的“优秀乡镇企业家”等多项殊荣。不愧为巧家布依族优秀儿女和竭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领军人物。

杨德银

杨德银 男，布依族，1967年10月出生于巧家县小河镇六合村，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85年9月一1989年7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1989年8月毕业分配到广东省清远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副科长、主任，兼任市委、市政府机关共青团总支书记。1993年8月一1994年8月受组织委派到清远市阳山县高峰镇挂职任党委副书记、副镇长。2000年一2001年任中共清远市飞来峡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兼撤区设县筹备办主任，2002年一2003年任清远市旅游局副局长，2004年一2008年任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外宣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正处级），从2004年11月起还兼任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2009年调任清远市广播电电视台（原清远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台长、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董事长。曾发表过各类文章百余篇，2009年荣获全国“五.五”普法“先进工作者”称号。

张嗣斌

张嗣斌 男，1969年10出生于云南巧家县白鹤滩鎮一个布依族家庭，1987年12月参加工作，199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文化，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巧家县检察院法纪案件侦察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副检察长，荞麦地乡乡长、荞麦地镇、药山镇党委书记；2004年9月任县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2008年3月至2011年4月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管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2011年4月至今任中共巧家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曾被选为中共巧家县第九届县委委员、十三届人大代表、昭通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常以“非学无以广知，无知难以成才，无才难堪重任”自勉，在担任政府副县长期间，坚持深入调研，认真分析巧家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发展现状，积极实践经营城市理念，一手抓规划，一手抓建管，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勇于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在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以来，他掌握好政治方向、服从服务大局、带头依法办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密切联系群众、狠抓基层基础、带好队伍作为工作核心，努力开创政法、统战工作新局面。力争在新的岗位上有新作为、新突破。

王云芳

王云芳 男，布依族，1936年10月出生在巧家营村三家村王家村子一贫寒家庭。性温柔，对人诚朴。解放前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大学”等老章书，解放后在巧家营中心校六年级毕业。弱冠从军习武，在0057部队二支队防化连服兵役，1958年退伍后回地方从政，曾短时从事过采矿业，随据国家所需转业从事税政近四十年。长期在基层国家税务战线工作，曾在东坪、小河、巧家营、新华税务所工作过，担任所长，分局政治指导员等职，主持基层税所税务征收工作。业精且勤，积有丰富的基层经验，刻苦钻研业务，首评职称经济专业经济师，办事负责，洁廉奉公，团结互助，品行端庄，注意自己风纪仪表，勤政为民，坚持税征“四铁”作风，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坚持原则，坚决与偷税、逃税、弄虚作假等抗税行为作斗争。广开税源财路，为地方聚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出了积极贡献。政绩突出，多次参加群英会、先代会，评为民族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国家税务总局荣誉奖章一枚。

（三）学者访谈

访谈专题：《布依族迁徙巧家之概况》、《六合布依寨“古越文字”发现始末》。

访谈学者：陶德海（原政协巧家县委员会副主席（正处级），原巧家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访谈时间：二O一二年五月三十日下午。

访谈地点：巧家县政协三楼陶德海同志办公室。

笔者：今天拜访陶副主席，就我们布依族：一是布依族迁徙巧家的大概情况；二是巧家六合布依寨“古越文字”发现的前后情况。由于陶副主席在过去的工作历程中从事、分管联系民族工作时间长，情况熟悉，特别对布依族迁徙、分布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比较了解，特前来拜访，通过座谈，使们我县布依学会对县域布依族的历史文化进一步掌握。

陶德海副主席：我是一九九一年担任县民宗局长的，除离职读书两年，一直任局长到1998年3月到政协副主席岗位兼任统战部长，分管联系统战、民宗法制工作。工作实践中，尤其是九一、二、三年的民族工作中，民族宗教局在办理县十届人大代表的议案，关于巧家仲家族称归属问题时，对布依族情况作过大量的调研。关于布依族迁徙情况，民族调查时，据世居小河镇六合村的王学忠、杨道德两位老人讲：大约在1737年左右，当时的“杨、王、潘”三姓六户，从鲁甸后山梨树丫口迁往六合定居，始称“六家村”，六户人家开始在六合（现粮管所附近）开田种稻，随着生产形势好转，生活有了改善，六家人开始办学，在学堂的门上，教书先生写了一幅横联“六合街子设学堂”，以招揽更多的学子。从此，“卡民寨”、“六家村”就被人们改称为“六合”至今。在六合定居的这些布依族沿袭至今已是十一代人了。以前巧家营乡的三家村、回龙等地的布依族口传，他们也都是由昭通经鲁甸过牛栏江一路来到回龙和三家村的。1993年前后几年枯死的那棵巨大的攀枝花树，就是当年始迁“三家村”一位布依族老人做拐杖，走到那里水边休息时插下的，后来长成的参天大树，它印证了这里的布依族定居于此的沧桑。然而蒙姑拖坑的布依族则讲，他们是从昭通迁往会泽，大致在清乾隆年间迁来拖坑的。

在田野乡村走访调查中，中寨乡中寨村铁厂社，名叫王发科的布依族老人口述：他们这一族人在贵州比较发达，也特别富有，因不满当朝盘剥压榨，就联合起来反抗朝庭。被朝庭视为“结草为寇”，并派兵剿杀得非常惨烈。贵州居住不下去了，头人就连夜带着大伙向威宁这边山中逃避，逃到威宁因地点不好，朝庭官兵后面又追得紧，躲避不了，继续往昭通潜逃。到了昭通簸箕弯，地势极为平坦，但树大林深，野兽特多，刚决定住下，在一个大雪天寒夜晚，头人起夜大便，被一群恶狼伤害吃掉，一时群龙无首，这帮人就这样各自以亲结伙，自寻生路。在簸箕弯分崩离析了。据传一族支系朝宜宾方向去了；一族支系往宣威方向走了，后在罗坪等地定居下来。我们的老祖人四姓（王、杨、潘、罗），八户都是血亲，就从“菜园子”经梨树丫到沙坝，一路边走边住。多是种一季庄稼出来又走一程，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今天的拖租“王家弯”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当时的拖租、中、下寨一片荒无人烟，也没有现在这些地名，可以说是一个“山大林深水美土肥”的地方，谷子乱丢随便咋个种都有收，南瓜要多大长多大，老母猪可钻在里面去睡吃。“四姓八户”就在王家弯开田种谷，收成特好。后来被地主家发现，派人来要老祖人交租，这八户人家就认为，“我们开的地是一片荒山野岭，凭哪样我们要给你上租。”就这样拖着，不交租，人们就称他们为“拖租几家”，从此人们将这里喊成了“拖租”。随着人口的增多，王家弯地方也显得狭小，不够坐了。就分了一部分到中寨和下寨垦荒开田。又历经许多年的不断发展，加上外来其他民族的涌入，人烟稠密起来，生活环境又显拥挤，人们又只好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有一王姓去了小河龙塘；罗姓和潘姓分一部分出来，搬去了“米粮坝”，分坐在“莲塘”、“库着”、“七里”等地，有一帮顺小江上去了东川，巧家的一部分，随后过了河在宁南、会东等周边地区散居下来。

笔者：接下来请陶副主席谈谈六合布依寨子发现“古越文字”的简要情况。

陶德海副主席：“古典文字”手抄本，在我县六合乡六合村寨子社“仲家”老人王学忠处发掘，这个“仲家人”古典文字手抄本小册子，是八九年原县民委编纂《巧家县少数民族志》，时任民委主任朱明芳进行“仲家”族属调查中发现的。本人在一九九一年担任县民宗局长后，大约在九二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下午，到王学忠家坐谈了半天，王学忠老人向民族部门提供“古典文字”资料时说：“这份仲家人‘古典文字’手抄本，是他在清匪反霸时，在杨明义家碉里发现的，当时他系杨家的帮工，由于当时正是打土壕、斗地主、分田地，又因杨家被划阶级成分高（地主），见势不妙，打算把碉内存放的书籍等销毁烧掉，我发现杨家书很多，堆有几大摞，感到很可惜，借此就顺便从书堆里抽了一本，插揣在自己的胳肢窝里，拿回家收藏起来” 。他认为，书是我们“仲家”民族的古典书籍，收藏年限已无据可查，至今已无人认得。为了搞清楚本民族的族属，提供给民族部门，望协助订正诠释本民族这一文物古籍。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古典文字”材料手抄本发现的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

[1]巧家县人口普查办：《云南省巧家县第三次人口普查和汇总资料汇编》 第1页（1983年编制）。

[2]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昭通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年6月出版 第140页。

[3]云南省巧家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巧家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 第40页。

[4]参考书目同3，第4页

[5]陆崇仁署签：民国年间修篡《巧家县志稿》卷八

[6]罗祖虞主编：《布依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36页。

[7]《布依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布依族简史》民族出版社 2008年4月版 第6-15页

黄义仁著：《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第9-13页。

[8]云南彝学会、昭通民宗局：《云南彝学研究（第八辑）》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第117页。

[9]江应梁著：《中国民族史（下）》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10]黄义仁著：《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第164页。

[11]尤中著：《尤中文集<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 第417页。

[12]陈本明著：《朱提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年7月版第164、165、166页。

[13]巧家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巧家县仲族志》 1988年9月印制 第2页

[14]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编：《民族团结一家亲》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第74、75页。

[15]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主办：《创造》 《创造》杂志社出版 2011年12月号 第033页。

[16]《布依族简史》修订编写组：《布依族简史》 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版 第2页

[17]、[18]贵族省布依学会编：中国·册亨2010布依文化论坛：《论文资料汇编》 2011年3月编印 第30、32页。

[19]昭通市昭阳区文联：《乌蒙山（昭通作家专号）》 2007年2月编印 第227页

[20]、[21]、[22]、[23]、[24]黄桂芬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云南卷丛书（昭通地区花灯音乐）》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994年4月版  第2、340、359页

[25]《布依族简史》修订编写组：《布依族简史》 民族出版社 2008年4月版第241页。

[26]谢本书著：《张冲传》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242页

[27]、[28]中共昭通地委党史证研室《中国共产党昭通革命英烈大典》第225、227页。

巧家县布依学会 王云奎

2013年4月